在北京收到徐州战报之前，南京就先一步收到了徐州大捷的消息。

这对于那些旗帜鲜明支持杨旗的江南士绅商贾而言，这无异于一剂强心针。

他们当初选择将宝押在杨旗身上，多少还带着一些投机的成分。

就他们内心而言，也不敢保证杨旗肯定能够打赢朝廷。一旦杨旗战败，他们这些支持者日后肯定要被清算。

所以，之前他们心里多少都还有些忐忑。

但徐州大捷过后，他们再也不用担心了。

一举歼灭朝廷十万精锐，这简直是一锤定音式的大胜。

他们越发相信，杨旗可以终结朱明，建立一个新朝代，杨旗也将成为皇帝。

他们的投资，将会得到最丰厚的回报。

一时间，这些士绅商贾的信心倍增，对杨旗的资助也变得更加毫不吝啬。

杨旗缺钱，他们借。

杨旗缺粮，他们送。

杨旗需要什么，他们就立马开动机器工厂，连夜生产，不计成本，只为给杨旗留一个好印象，刷一点好感。

成箱的白银，成船的粮食，源源不断地运往汉军的后勤基地。

他们甚至主动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，为杨旗游说那些仍在观望的中间派。

而那些原本还在朝廷与杨旗之间摇摆不定，试图两头下注的中间派系，此刻也终于下定了决心。

大明的颓势已显，杨旗的崛起已成定局。

再不站队，恐怕连汤都喝不上了。

于是乎，一批批原先保持中立的士绅、富商，甚至是地方上的一些小官吏，都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发声，请求杨旗正式称帝，以此来表达自己效忠的决心。

就连最反对杨旗的文人阶层，听闻徐州大捷之后，也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变化。

那些思想保守，坚决拥护大明朝廷的强硬反对派，此刻已经不敢再公开发声，生怕杨旗平定天下后找他们算总账。

他们只能将对杨旗的愤恨，埋在心底，或是转入地下，在私下里写一些痛骂杨旗的文章，或者影射杨旗的文章，以泄心头之愤。

而文人集团中的另一部分人，则开始寻求一种更为“务实”的出路。

他们称之为“曲线救国”。

这些人，以一些在江南颇有声望，但仕途失意的新儒家学者为代表。

他们认为，杨旗崛起已不可阻挡，与其徒劳地反对，不如选择暂时归附。

先谋取高位，进入杨旗的统治核心，再从内部，用儒家的思想去影响杨旗的决策，潜移默化的改造杨旗。

他们为了讨好杨旗，甚至推出了一种新的理论，表示新学和儒学同样重要。

他们不再追求独尊儒术，而是选择儒学新学并齐。

这个理论的核心观点是：儒学是道，是哲学总纲。新学是术，是实用之学问。

道与术不冲突矛盾，道与术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重道而轻术，就会像以前一样，社会发展缓慢。

重术而轻道，就会导致人人逐利，没有礼义廉耻，失去文明。

必须要道术结合，才是王道。

这套理论刚刚冒出来，还有不少瑕疵，还有很多地方解释的不够完美。

但是，这不重要，只要杨旗认可，自然会有大儒不断地研究琢磨，将其完善。

杨旗听到这套理论之后，没有立即将其否决。

杨旗毕竟是来自于后世，见过太多的‘妖魔鬼怪’，知道一味的逐利也不好，中华文化也绝不能完全抛弃。

杨旗反对士大夫利用礼仪道德那一套来愚弄百姓，但不代表他反对将礼仪道德。

道德这玩意还是很重要的，万万不能变成后世的美利坚，空有全球第一的经济，但毫无道德观念，无视数百万的流浪汉的死活。

警民猜忌，弱肉强食，剥削压迫

即便美利坚已经富的流油了，但那样的社会，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感到幸福。

杨旗不太懂当中的深刻原因，他就知道一点，科技要发展，中华的一些优秀道德传统也要保持。

儒学，也不完全是糟粕，其中很多东西都还值得学习传承。

具体哪些需要摒除，哪些需要改良，哪些需要传承，这些有专业人士去整理，杨旗只需要点头支持即可。

所以，杨旗给王渊回信，要他和儒家的改良派合作，一起整合出一套哲学体系。

既要保留儒学中的精华，也要屏除其中的糟粕。

杨旗这个决定，让王渊松了口气。

老实说，儒学在中华传承了一千多年，早就根深蒂固，不是那么容易抛弃的。新的学说，不是那么容易就获得世人的认可。

之前他们的工作，就遭遇了许多的抵制，遭到了许多麻烦。

就王渊本人而言，儒家里的有些主张，他也是认同的。

如今杨旗发了话，王渊就好办的多。

接下来就是和那些大儒一起商量，保留哪些，改良哪些，摒除哪些，最后使之符合当前社会的需要，符合杨旗的看法。

一时间，“儒科并齐”论，在江南文人圈中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共鸣。

许多原本迷茫的读书人，仿佛找到了新的方向。

他们开始积极地学习物理、化学等新学知识，同时也不放弃对四书五经的研读。

他们希望，能将自己打造成“儒科兼修”的新型人才，以适应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时代，在新朝中谋得一席之地。

整个江南的思想界，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、光怪陆离的景象。

旧的秩序正在崩塌，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。

各种思想，在这里碰撞、交融、变异，充满了活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