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关将至。

乌迳镇。

“老板，这匹棉布怎么卖？”

一个农夫牵着小孩逛集市，来到一家布庄，问起了布价。

“六角一匹。”

“给我来一匹。”

买完布，他的小孩又嚷嚷着要买糖。

那农夫虽然有些不舍，但咬咬牙也买了两块饴糖，分给两个小孩，一人一块。

至于他自己，则是舔了舔抓过糖的手指。

大基建的推行，不仅让大汉的官场实现了一波换血，对大汉的经济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。

在以前，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年的收成全是粮食，很少其他获得银钱的渠道。

想要购买油盐，布匹等生活用品，都得拿粮食去换成钱，再用钱购买。

本来粮食就不多，还要交税，剩下的粮食也就勉强糊口。

仅剩不多的粮食也往往卖不上价，中间商有的是手段低买高卖。

往往是粮食收获的时候压价，青黄不接的时候抬价。

对于百姓来说，几乎每一次交易都在吃亏。

所以，除非是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，否则百姓很少卖粮换钱进行消费。

偌大的乡村，几乎没有什么消费能力。

仅靠城里的有钱人，消费市场极其有限，大量白银都只能无奈的埋到地窖中。

既找不到投资的地方，也找不到花的地方。

而现在，情况完全不同了。

农闲时节，农民不再是无所事事，也不再是去给官府服劳役，而是成群结队地去附近的工地上工。

修路、挖河、建水坝，这些工程为他们提供了稳定而可观的额外收入。

一个壮劳力，在工地上干上两三个月，挣到的钱，比家里一年种地的纯收入还要多。

有些农村的百姓甚至直接就不种田了，全年打工，从农民转变为了职业工人，完成了身份上的转变。

这些百姓和工人，如今都能获得大量的钞票。

钱像涓涓细流，汇入到了千千万万个农民家庭里。

底层百姓的钱袋子鼓起来后，一股被压抑了千百年的强大购买力，被猛然释放了出来。

他们需要用钱的地方，可以用钱的地方太多了。

以前也许要三四年才添一次新衣裳，哥哥穿过的衣服往往要留给弟弟穿，经常有的家庭连一件完整的衣服都没有，从而导致女性常年都只能躲家里，不敢出门。

这种日子百姓早就受够了，手上有了钱之后，立即从衣食住行方面改善生活。

以前的乌迳镇只有一家布庄，如今却有了三家。

生意太好了。

要知道整个乌迳镇周边，起码有着八九万百姓。

哪怕只有一半人添置衣裳，这都是四五万件的生意。

除了衣服，其他小吃零食，肉类，调料品的生意也好的不得了。

做生意的人多了，交通工具的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，乌迳镇上甚至开了一家马车行，自行车店。

马车，自行车对这些商人来说，几乎是刚需。

像乌迳这样发展起来的小镇，在大汉还有几十上百个。

但凡附近有大型基建工程的城镇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。

这上百个新兴小镇形成的消费市场，让一度陷入产能过剩的大汉纺织业，渡过了一个难关。

江南的纺织厂前两年还在为堆积如山的布匹发愁，而现在，订单如雪片般飞来，工坊里的织布机二十四小时不停歇，工人们三班倒，加班加点地生产。

纺织公司的股价，也是一个劲的上涨。

钢铁，煤炭，水泥，砂石等行业，也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。

出现这种情况后，大量资本又涌入到了这些行业中。

新的纺织厂、炼钢厂在各地拔地而起，现有的工厂也在疯狂地扩大产能。

所有人都想在这场盛宴中分一杯羹，却很少有人去考虑，现在的市场是否真的能消化掉如此巨大的产能。

民间大多数的商人都是盲目的，少数能够看到危机的人，却也改变不了这个整体环境。

好在，杨旗和大汉的内阁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。

杨旗注意到这个现象后，立即召开内阁会议，要求众人想办法引导各产业的发展，避免盲目扩张。

随后，大汉日报，工商报等报纸都报道了几个行业的经济过热行为，奉劝商人要理性投资。

只不过，效果一般般。

虽说杨旗以前对商人们都不错，经常向他们指引方向，也带他们赚了不少钱。

可是因为最近几年杨旗过于偏向底层百姓，许多商人已经不怎么相信杨旗，相信官府的话了。

官府说经济过热，让他们不要把钱投入到纺织业，他们却认为是杨旗想忽悠他们把钱投入到那些不靠谱的新兴行业。

比如什么内燃机，电力，橡胶，化肥等等。

不管官府如何描述这些东西的美妙前景，问题就是现在这些玩意都没有成熟的产品，根本不赚钱，还要不停地投入资本。

极少商人有这个魄力，大家还都是喜欢把钱扔到肉眼看得见能赚钱的行业。

所以，哪怕大汉朝廷发布了警告，但依旧挡不住那些商人涌入那几个热门的行业。

对此，杨旗也很无奈，只能任由这些人去碰壁了。

人教人教不会，事教人一边就行。就得让这些商人尝一尝经济危机的滋味，才能让这些家伙相信。

至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，杨旗可不担心。

大汉是中央集权制朝廷，有的是手段调控。

等到产能过剩，发生经济危机，杨旗只需要想法解决那些底层工人的工作问题。

那些商人，就让他们自生自灭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