京城物资匮乏，物价高涨，每日都有人饿死。

北方其他地方，情况就更加糟糕了。

原本北方百姓的负担就已经到了极限，可张居正最终还是选择了向百姓征收平叛税。

张居正收的其实也不多，每个成年丁口只征收一两银子。

但是，这个政策到了有些地方，就变成了每个人征收一两。

还有更过分的地方，每个人征收二两，三两，甚至是四五两。

大明的税收历来都是如此，朝廷要收一文，到了地方上绝对就不止收一文。

没有好处，那些地方官吏压根就没有做事的动力。

以定兴县为例，朝廷给县令的年薪是45两，其他各级有编制人员的年封总计约200两，地方可以截留用于行政支出的钱粮折合约为300两。

这就是定兴县一年的合法收入。

就这点钱，定兴县县令光养活那三十多个有编制的官吏都不够。而定兴县足足有六万多人口，等于是一个官吏要管两千人，这明显是扯淡。

真实情况就是，定兴县令除了编制内的人之外，还养了三百多个临时工。

这些临时工朝廷不发钱，定兴县令也不发钱，但默认他们捞取一些非法收入。

比如在收小摊贩的摊位税，经营税，还有酒楼茶铺的保护费，经营一些青楼赌博场所。

而这些都是小头，真正的大头就是税。

一到收税的时候，定兴县令就会把这些人放出去。

县令不管那么多，朝廷向他要一万两，他就向这些人要两万两。

这些人再跑到乡间，收刮个三万两。

两万用于交差，剩下一万分润。

定兴县的县令还算有点良心，朝廷规定他这个县要收4万两的平叛税，县令安排下去，也仅是要求收到六万两。

下面的人到乡间，总计也就是刮个十万左右，等于是每个百姓将近要承担2两平叛饷。

有些地方的百姓，就没有这么好运了。

比如新河县，因为距离汉军近，得到了更多真实详细的战场消息，知道了朝廷主力全军覆没，看清了形势，认为大明朝廷可能要顶不住了。

既然如此，继续卖力为朝廷做事，也就没有了意义，还不如趁机捞上一笔。

以前贪污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闹出民变，朝廷追究。

而现在，朝廷都快没了，也就不用怕被追究。

于是乎，新河县令开始借着这个机会疯狂地中饱私囊。

他把平叛税收到了每人五两，而且还特意提醒手下的衙役，手段可以狠一点，不用担心出事。

得到了这个承诺，那些衙役顿时化身恶魔，开始了公然抢劫。

那些原本就处在挣扎线上的贫民，被这番劫掠过后，立即进入斩杀线。

极致的压迫，必然会引来极致的反抗。

当百姓被逼到连饭都吃不上，活都活不下去的时候，他们除了拿起武器，已经没有别的选择。

山西，陕西，河南，北直隶……

北方的各省，叛乱如同燎原的野火，四处燃起。

一支又一支的饥民，啸聚山林，攻打县城。

他们的口号，简单而又直接。

“杀贪官，抢富人，吃饱饭。”

“迎天王，天王来了不纳粮。”

“杀尽贪官污吏，迎汉王入主京城。”

许多叛军，甚至直接打出了拥护杨旗的旗号，声称自己是汉王在北方的先遣军。

朝廷在各地的卫所，早已糜烂不堪。

兵额缺编严重，武器装备破旧，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，根本毫无战力可言。

仅有一些还能打的部队，又全都被抽调到了京城，去保卫京师。

大明地方上的武备，已经无限接近于零。

那些拿着锄头，扁担，粪叉的农民军，竟然也变得所向无敌。

那些县城，完全没有抵抗能力。

甚至，许多县城的基层官吏，衙役直接打开城门，加入到了起义军当中。

连官员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基层的官吏当中，也有许多人在艰难求生。

农民军的规模真就如同雪球一样，迅速滚大。

其中又以河南的铲平王声势最为浩大。

铲平王的口号是铲除天下所有不平等的事，其口号迅速吸引了那些活不下去的百姓，在河南席卷十几个县，裹挟人数超十万。

拥有如此庞大的部队，铲平王野心暴增，竟然选择了围攻大城洛阳。

洛阳是座大城，名城。

哪怕大明的兵力已经极其匮乏，城里依旧有三千多正规军。

正常来说，在三千正规军面前，几万农民军根本没用。

但是，驻守洛阳的指挥佥事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官，根本就没有打过仗，甚至连马都不会骑。

一听农民军有十万，他直接就吓的双腿发软，哪还敢出城正面迎战，只敢躲在城中，让部下守城。

守城他也非常不专业，甚至都没有征召民勇帮忙，也没有准备守城物资。

洛阳作为一座大城，城墙周长大约14公里。

这是什么概念，这三千人往城墙上依次摆开，一个士兵要守的地段长达四米多，这还守个锤子。

哪怕铲平王的部队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，也没有什么士气，更没有高端的攻城器械。

可他们就是凭着人多，愣是轻轻松松的就爬上了城墙。

然后，继续靠着人多，把守军杀的连连后退。

最终，洛阳城破。

铲平王从一个平平无奇的挑盐工，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。

一时间，铲平王都忍不住的有些膨胀，认为天下英雄不过尔尔，自己也有机会去逐鹿中原，觊觎一下皇位宝座。

于是乎，铲平王不再称王，而是直接宣布建国称帝，建立周朝，建都洛阳。

并且以皇帝的名义，向汉军派遣了使者，希望和杨旗联手灭掉大明，瓜分天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