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握着那部特制加密手机，大拇指的指腹在冰冷的屏幕边缘摩挲了两下。

屏幕始终没有亮起。这台手机能联系到黎晓诗，能遥控阿强在厚街的布防，甚至能打通谢绮那条被层层封锁的线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我现在要联系的人，要问的事，绝不能通过这块电子屏幕来传递。

在莞城这个地方，不管是陆氏宗房那种老牌势力，还是青罗商社那种披着港资外壳的机构，想截获几条电子通讯简直易如反掌。

有些尘封二十年的旧账，一旦过电，就会留下抹不掉的痕迹。

我把手机重新放回宽大的红木办公桌上。发出一声沉闷的磕碰音。

拉开办公桌左侧最底下的那个实木抽屉，越过那本记录着厚街暗账的黑色笔记本，我把手伸进最里面，摸出了一叠有些泛黄的普通信纸。旁边还躺着一支很久没用过的黑色钢笔。

想通了陆景行在茶馆里抛出的那些底牌，想通了父亲断臂隐退的真相，我当晚就决定用最老派的法子，写一封信。

把信纸平铺在桌面上，我没有去开办公室的大灯。只留着办公桌上那盏铜柄台灯。暖黄色的光圈打在纸面上，将周围的黑暗映衬得更加深邃。

这封信，不是写给老家镇上那些能拿钱平事的熟人，也不是写给圆圆本人。

圆圆是老家村口小卖部老李的闺女。村子偏僻，连个正经的邮局都没有，她在小卖部里弄了个代收点。平时村里那些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，往老家寄点过冬的衣物或者汇款单，填的都是她的名字和地址。

她识字不多，人不爱打听闲事，只管按着单子把东西递给村里人赚两块钱的跑腿费。

我把信寄到她那里，只是托她把里面的东西转交给村里的一个老人。

那个老人，村里人都叫他六叔。

六叔是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篾匠，靠着编竹筐和扫把在镇上换几口饭吃。当年父亲被陆家嫡系联手清洗，砍断了一只手，带着我逃回那个偏僻破落的村子，住了整整十几年。

全村上下，只有六叔跟父亲的关系最近。

父亲回村后，几乎不跟任何人来往，连被人占了院墙外的菜地都不吭声。我不记得他们俩有过什么长篇大论的交谈。更多的时候，是到了夜里，六叔会拎着半瓶便宜的散装白酒，走到我家那漏风的屋檐下。

父亲用仅剩的左手点上他那杆刺鼻的旱烟，六叔就从兜里摸出两个豁口的白瓷盅，倒上两杯酒。

两个干瘪、佝偻的男人，就这么靠着冰冷的砖墙，在昏暗的月光下一坐就是大半宿。没人说话，只有父亲时不时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，和六叔砸吧嘴喝酒的动静。

六叔知道很多旧事。

他是个手艺人，眼睛毒。他肯定见过父亲单手劈柴时肩膀上那道平整的疤痕。那是一把快刀瞬间斩断筋骨留下的印记，绝不是父亲对外人宣称的被机器绞断。

他见过父亲深夜咳出带血的浓痰，见过那个拎着酒葫芦的落魄老道士在院子门外停留。

最关键的是，父亲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天夜里，守在床边的人，是六叔。

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暴雨，雨水砸在瓦片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。父亲在床上咳得浑身抽搐。我当时只有十几岁，冒着暴雨，踩着烂泥路跑去镇上砸诊所的门。

等我拽着那个睡眼惺忪的赤脚大夫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赶回村里时，父亲已经断气了。

屋里只有六叔一个人。他坐在床沿上，默默地抽着旱烟，烟斗里的火光明灭不定。

从我跑出院子，到带着大夫回来，中间足足空出了半个多钟头。那半个钟头，成了我记忆里永远的盲区。

以前我以为，父亲走得急，什么都没来得及说。但现在既然知道了父亲守着那批能颠覆莞城武力格局的古武秘档，知道了他用半条命把东西带出了陆家的漩涡，他绝不可能就这么毫无交代地撒手人寰。

他一定留了东西，或者留了话。而这些，只有六叔知道。

我拧开黑色钢笔的笔帽。

因为很久没用，笔尖有些干涩。我在旁边的废报纸上用力划了两下，直到黑色的墨水顺畅地涌出来，才将笔尖悬停在那张泛黄的信纸上方。

我写得很短。

没有寒暄这些年我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，没有提我在厚街怎么从一个泊车小弟混成了皇冠夜总会的看场大哥，也没有提莞城现在谢家内乱、许家渗透的险恶局势。更没提半个关于古武、暗劲和陆家血案的字眼。

写得越多，越容易惹来杀身之祸。

我在信里只问一件事。

父亲临死前，把我支去镇上找大夫的那半个钟头里，留没留话？

还有，他在这十几年里，有没有交代过，什么东西藏在哪？

一共就这两句话。字数加起来连五十个都不到。

但在这间安静得只能听见空调冷风吹拂声的办公室里，我的笔尖落得比平时重得多。每一次顿笔，每一次转折，钢笔划破纸面纤维发出的轻微摩擦声，都像是在刮磨着骨头。

墨水渗透进粗糙的纸张，留下漆黑的印记。

这不仅仅是在写字。这每写下一笔，都是在掀开一个男人用残躯和后半生窝囊岁月死死捂住的深渊。

只要六叔看了这封信，只要他把当年的真相或者东西交给我。这就意味着，我将亲手把父亲埋进土里的秘密重新挖出来，也意味着我正式向陆家那些老一辈、向所有觊觎古武传承的顶级势力宣战。

我停下笔，靠在宽大的办公椅背上。

体内那股浑厚的暗劲在筋脉中平稳流转，这股力量是我抗衡一切的底气。那老道士传我的功法，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拿到了入门的钥匙。现在，我需要找到配套的锁孔。

写完后，我没有立刻把信纸叠起来。

我坐在台灯暖黄色的光晕里，目光紧紧锁在纸面上的那两行字上。

我自己看了两遍。

确认字里行间没有留下任何能让旁人看懂的破绽，就算这封信在半路上被人拆开，外人看了也只会以为是个在外面打工的儿子，在追问去世父亲有没有留下什么祖传的零碎物件。

看完两遍后，我将信纸对折，再对折，压成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块。

从抽屉深处拿出一个没有任何标志和抬头的牛皮纸信封，将信纸塞了进去。舌尖舔过封口处的胶水，然后用大拇指用力压过边缘，将信封彻底封死。

拿过笔，在信封表面写上圆圆小卖部的地址，并在角落标注了转交六叔。

我将封好的信封平放在红木桌面上。

台灯的光打在牛皮纸上，泛着一种陈旧的质感。这薄薄的一个纸袋，承载的分量却比前几天我在大厅里发下去的几十万现金还要重得多。

它一旦顺着邮路离开厚街，一切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